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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22

“老师一生有两大爱好,读书和书法。”刘燕南回忆说。不同于其他的探望,“甘门子弟”每次带来的是文房四宝和书一类的小礼物。

虽然创办并未遇太大的阻力,但一些民意测验的具体执行却遇到了难题。

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所绘“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这个位置也是有资料标注的。

作为甘惜分指导的,也是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深有感触。他说:“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真相的不断追求,对真理的不断追求。”

“他们说得都对,但是限制词不一样,两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争论。”郑保卫说。

每年的元旦和4月甘老的生日,是甘门弟子“雷打不动”地一起去甘老家拜访聚会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就常去老师家里请教,当时都年轻、经济条件差,师母给我们烧川菜打牙祭。”喻国明说,“所以之后每回拜访老师后,我们都会选一家老师家附近的川菜馆请老师吃饭。师母不在了,得让他继续在新年第一天吃上家乡的川菜。”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致远”被日本的大口径火炮击中了舷侧的鱼雷舱,导致存放在其中的“黑头”鱼雷爆炸而沉没。随着“致远”舰考古中那枚鱼雷引信的发现,有专家认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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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甘惜分还带领研究所发起了多项舆论调查。比如针对首都知名人士的龙年展望调查。“调查这个的主要缘由是各方对当时的新闻报道很不满意,说假大空、会议新闻大话空话成堆,老百姓不感兴趣,批评太少,舆论监督没有力量等。”童兵说。通过对这些知名人士对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估,和对当前新闻宣传功能方面的态度评估的调查,得出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形势的预估。

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火车站有一个人引爆了自制的炸药包,没人受伤,新华社发了一篇简讯,不到100字,却成为新现象,成为改革标志性的信号。

“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对于1981年硕士毕业后想回家教书的童兵,甘惜分极力挽留。于是童兵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

“老师一生有两大爱好,读书和书法。”刘燕南回忆说。不同于其他的探望,“甘门子弟”每次带来的是文房四宝和书一类的小礼物。

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的甘惜分,常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不要顾忌我原有的观点。在研究学问面前,我们都是研究生。”他还常说,学生不敢与老师辩论,不是好学生。

“甘老师其实很执着,但他并不是固执,比较从善如流,而且坚持寻找真理,不断求索。”与他的很多学生一样,刘燕南也见证着观点的转变,“他会对早年的研究作出反思,不怕对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再思考。”

郑保卫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权力得不到制约,公民监督政府和官员没有正常渠道。甘惜分提出“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有多种声音表达,“非常强调利用批评和监督的手段,让老百姓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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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甘惜分还带领研究所发起了多项舆论调查。比如针对首都知名人士的龙年展望调查。“调查这个的主要缘由是各方对当时的新闻报道很不满意,说假大空、会议新闻大话空话成堆,老百姓不感兴趣,批评太少,舆论监督没有力量等。”童兵说。通过对这些知名人士对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估,和对当前新闻宣传功能方面的态度评估的调查,得出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形势的预估。

这些观点逐渐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高级干部表态,“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四川省纪委书记甚至公开“抱怨”称“批评报道一篇也没见到”“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此外,甘惜分还领衔作了关于新闻法制建设关键问题的调研。“带着学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征求当时新闻界较活跃的人对于新闻法设立关键问题的看法、意见和担忧,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长达数万字,毫不避讳地呈现了各方观点,提交给当时的中央高层。”喻国明说。

虽然创办并未遇太大的阻力,但一些民意测验的具体执行却遇到了难题。

喻国明解释,在过去,13级、14级就算是级别很高的老干部了,甘惜分当副教授时,北大还只有一名正教授。

不过,“致远”撞击“吉野”的说法,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记载。陈悦推演的结果是,“致远”要撞的其实不是“吉野”。

从甘家回来,重新翻开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往事又浮现在刘燕南心头。




(责任编辑:齐鲁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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