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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25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今年两会期间,张伯礼(左三)参加天津团开放日活动。 京华时报记者陶冉摄 “保障国民健康权益,需要依靠法治这一国之重器,应该加快制定国民健康法。”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制定推动国民健康法,“有了上位法,才能依法协调做好健康管理各方面工作”。他还特意谈到今年春节大量国人去日本购药的现象,称国内药企应该反思,从全方位上改善服务,让老百姓用上更放心的药。 谈健康立法 青少年性早熟或与垃圾食品有关 每年两会民生类的话题格外受关注,健康类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谈到国民健康,张伯礼说,今年两会报告里面,总理明确提出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所以健康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而现在健康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张伯礼说,现在的一些洋快餐、垃圾食品等已经给青少年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例如,中小学开学典礼就有学生晕倒了,小胖墩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的女孩子月经提前两年,男孩子提前一年性早熟,这不能说不和这些垃圾食品有关。”张伯礼说,目前我国还有很多健康知识并没有普及,很多孩子拿可乐当水喝,家长觉得孩子愿意喝就喝吧,结果喝成牙齿损坏、骨质疏松,家长不知道经常喝碳酸饮料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 张伯礼说,人们到外面饭店吃饭的时候,油、盐、糖加多少没有标准,没有限量、没有标准。“现在很多疾病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很多是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让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就不会得病,或者少得病、晚得病。” 立国民健康法 让健康权益有法可依 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张伯礼认为,国家应该对国民健康立法,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权益。张伯礼称,国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国家有了国民健康法,管理就有了法律依据,就能更好地协调各个部门关系。“大到学生课本的健康知识,小到餐饮企业用油盐的标准,这些都能一一明确,并对应着有关部门的监管,我们现在就缺少这个上位法。” 在张伯礼看来,健康立法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健康权益,即每个个人、单位、集体、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帮助、促进公民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职责,形成由卫计部门牵头,教育、政法、公安、环保、食药监、工会、妇联等各部门、各行业联动的工作机制和监管机制。张伯礼说,推动国民健康法的确立,从法的角度把这些工作规范地推广开来,建立各种标准,全民都来执行,国民健康权益也就有法可依了。 此外,张伯礼还建议重视国民健康教育。他表示,应该让健康知识进入中小学课堂,让大家学习这些知识。“一方面将健康教育纳入婴幼儿、学龄前、中小学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职业学院、高等院校应设立健康教育、管理、促进专业,其他团体和组织也应把健康教育纳入常态化活动内容,确保健康教育从娃娃抓起。”张伯礼同时建议,将中小学生的健康状态纳入学校考核体系,对不达标的学校进行处罚。 谈社会热点 国人赴日购药多为一些较普通药品 张伯礼说,今年春节期间到日本去的游客约500万,消费60亿元,所购买的主要东西从去年的马桶盖、电饭煲等变成了药品。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其中,买的药最多有退热贴、创可贴、感冒药等,都是些“小药”。为什么中国人到那儿买这些药?第一,日本的药制造得更好,质量放心。第二,这些“小药”在中国现在 不好买,在日本可以方便买到。所以,中国的药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反思,要用全球眼光看医药行业。 张伯礼表示,作为中医药人,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很无奈。“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药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其标准也大幅提高,临床合理用药规范也逐步建立。但是现在仍然有一些不足和遗憾,使得国人对国外的药品更信任。其实国人在国外抢购的药品都是一些较为普通的药,在中国也有。但国外药品有较好的信誉、品牌和服务,包装更精致,说明书更清晰。所以,我们中医药人也应当有一种工匠精神,提升药品品质,同时在包装、说明书上做精、做细、做好,全方位改善服务,让老百姓用上更放心的药,让外国游客来中国抢购药品。” 张伯礼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已经正式实施,所涉八大领域包括医药产业。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医药行业生产质量提升。鉴于目前整个医药制造水平处于工业2.0水平,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打造中国制造医药品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养生节目走偏要带着鉴别眼光去看 针对如今众多的养生节目、健康节目,张伯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些养生节目是一些大夫宣传自己的产品,有些经验没有得到同行认可就去电视上讲,忽悠老百姓,“甚至有些人不是真正的专家,因此观众要带着鉴别的眼光看,不要盲目相信。”张伯礼说。 张伯礼认为,“对医生的话,要分析听,一个医生不能代表整个医学,不能从众,要分析批判地听,决定自己的取舍。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不能互相代替,可以互补。” 此外,针对影视剧中的中医古方,他说,“虽然影视剧中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在中医临床上常用,但这些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而且,疾病的治疗需要一个过程,一些药方的疗效不至于立竿见影那么神奇。大家要理智看待,切不可都当真。”张伯礼说。 谈中医发展 古药方是国宝应制定相关保护制度 两会前夕,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特别提出要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技术挖掘。今年两会上,张伯礼提出了10份建议,基本都是跟中医药有关的。他呼吁加大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并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和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造福更多人。 “中医药古方是国宝、是文化珍藏。必须从国家层面重视这项工作,寻求国际保护。”张伯礼说,例如过去几千年的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好的药方没有受到保护,因为这些药方已经公开了,什么药什么剂量,怎么治都公布了,丧失了新颖性,就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张伯礼表示,中医科学院在5年前已经启动中医药方名录的收集工作,目前唐代以前的3万多个药方的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正在收集唐代以后到清朝的。 张伯礼表示,应建立保护制度、建立保护名录,还应把传统医药产品进行注册登记,便于检索和控制,“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起来”。 屠呦呦获诺奖启示中医药应赋科技内涵 谈到去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张伯礼说,他当时也在瑞典颁奖典礼的现场。他表示,古老的中医药必须赋予时代的科技内涵,为当前解决生命科学的重大难题作出贡献。 张伯礼说,如今,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去年,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看过中医的人、愿意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已经超过50%。“美国人一年每人平均接受中医服务的次数近2次。比较受欢迎的项目都是针灸、按摩之类的,被称为替代医学。”另外,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目前有2000多名留学生,来自130多个国家,都是来学习中医药的。“这说明中医药的国际需求在不断扩大。” 张伯礼表示,曾经有人对中医药国际化不理解,认为丧失了中医药的“根本”,他认为,“医学无国界。中医药应该走出去服务更多的人。中西医两套医学体系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互补、共生,达到双赢。” 张伯礼介绍,中医药国际化已经列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现在已经在全球建立了10个国际中医药中心,今年还要再建10个。张伯礼说:“这些中心开展了很好的工作,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也成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地。从即日起,内地居民要是想买香港人寿保险要受到一定限制了。记者昨天获悉,即日起境内居民通过跨境电子支付购买人寿保险、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产品被叫停,而意外保险、医疗保险单笔支付金额不可超过3万元人民币。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3万元 香港保单因为其收益高、保障全面一直吸引许多内地居民投保,特别是随着美元升值,挂钩美元的香港保单近年越发炙手可热。不过,未来要去香港买大额投资型保险却不太可能了。 部分保险公司下达通知称,从3月14日起,将禁止境内居民通过跨境电子支付购买人寿保险、投资型返还分红类保险产品。跨境保险业务只允许内地人士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医疗保险、交通运输保险等产品,但单笔支付金额不可超过3万元人民币。 有媒体报道称,中银人寿通知保险专属代理部及企业营销部,由2016年3月14日起,暂停内地人士通过银联信用卡或银联户口以“通联支付”方式缴保费,直至另行通告。此外,友邦及中国人寿的客户之前采用“广州跨境”的方式支付保费,每张保单的刷卡金额上限为100万港元,该支付管道同时被叫停。 仅仅涉及投资型保险 据悉,此次叫停的香港保单是投资型返还分红类保险产品,而意外保险、医疗保险仅仅是限制单笔支付金额。 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主要被限制的是大额万能险保单。而部分香港保险公司的大额万能险产品,保单价值较高,第二年即可取出。同时,投保人还可以利用保单贷款,而采用保单贷款支付保费亦可以,每年的收益可超过利息。 记者了解到,香港保险的优惠都针对港币及美元保单。随着国内多次降准降息,美元又有稳健升值预期,很多人想通过汇差来进行理财。但是内地规定每人每年结汇上限为5万美元,但在境外刷银联卡买保险则没有这一限额。因此,之前不少人购买香港保单也是为了实现资金合法出境,通过美元保单来保值资产。据悉,香港大额保单普遍支付保费在10万美元以上。 对境外投保影响有限 “这可能会影响一部分赴港投保的意愿,不过影响不大。”有业内人士分析,很多内地顾客已在香港开立银行账户,加上有其他支付工具选择,应该不会阻碍内地居民在香港买保险。有香港保险业界人士表示,由于银联没有就每年用卡次数设限,保险公司可将保单收费分拆多次处理,也不受单次限额影响。 香港保险业监理处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个季度,内地访客赴香港所发出的新保单保费已高达211亿港元,占该年前三季个人业务新保单总保费的21.7%;而在2009年,这一占比仅为6.4%。 理财分析 香港保险VS内地保险 “如果仅仅从保障看,香港保险和内地保险在保障方面各有优势。”业内人士表示,从产品的角度分析,在重疾险方面,香港保险产品优势明显,其保障疾病种类广泛,相同保额保费较低,并且部分产品还兼有高额的分红。但是如果仅仅是普通的住院医疗险、消费型健康险建议还是在内地市场购买,不贵而且性价比也相当不错。而要论投资型分红险方面,香港保险更加偏于长期效益和保障,内地保险短期的效益较好。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今天(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3月10号至11号,王毅外长访问了俄罗斯,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与俄方加强沟通协调,达成了广泛共识。 陆慷介绍,关于中俄关系发展,双方都高度评价,充满信心。 陆慷说:“王毅部长用四个‘充满信心’展望中俄关系发展前景,即中方对俄罗斯的发展充满信心、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中俄务实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对‘一带一盟’建设对接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关于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中俄都支持重启六方会谈。关于“萨德”问题,中俄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实际防御需要,直接损害中俄战略安全利益,也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央视记者 申杨)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工作报告指出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3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报告指出,2015年,我国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案件10349件,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等犯罪案件5446件。2016年工作计划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报告指出,2016年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要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点,完善履职保障等配套制度。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继续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实现繁简分流。最高法工作报告还指出,2016年将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此外,高法报告提出今年环境司法方面着力点在于健全环境资源司法制度,依法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015年工作报告关键词打击腐败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将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妨碍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影响重大改革举措落实、危害政府投资和国有资产安全的职务犯罪;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发生在基层尤其是“三农”领域的职务犯罪。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国企、“三农”、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腐败频发,或形式隐蔽、或系统性塌方,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需要在反腐败斗争中集中火力,重点打击。关键词再审改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3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法院2015年加强审判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其中,依法纠正陈夏影绑架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件,从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报告说。报告指出,我国法院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66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力,体现司法文明。加强少年法庭建设,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关键词开创思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彩石山庄项目案。2006年,山东三联集团有限公司等开发建设济南市彩石山庄房地产项目,预售房产2146套。后因资金链断裂,仅有405套房屋建成,购房者面临巨大损失。2014年至2015年,在山东省和济南市支持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运用人民调解和司法确认程序,在4个月内促使2087套房屋买受人与三联集团等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发放执行款14.27亿元,化解了这起涉及人数众多、标的额巨大、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认为,人民法院只有本着立法本意,在法律框架范围内采取开创性思维,根据不同案件特点采取不同处理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关键词小案见大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到一起“小案例”:浙江省海宁市贝某驾车行经一处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遇到行人经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交警决定对他罚款100元并记3分。贝某不服,经行政复议维持后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遂判决贝某败诉。“小案例折射出大文明。”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认为,作为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行政案件,法院的裁判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义务和“行人优先、生命至上”文明驾驶准则。关键词关注民生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依法审理贪污征地补偿款、危房改造补助款、农资补贴等犯罪案件,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周强在报告中说。日前,最高法作出部署,严厉打击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对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促进扶贫资金的阳光化管理和公正合理使用。食药安全10349件去年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级法院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案件10349件。妥善审理食品买卖、餐饮服务等民事案件,严格追究违法生产经营者责任。资源环境18.8%去年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9万件,同比上升18.8%。发布审理环境侵权案件司法解释和审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实施办法,各级法院审结涉环保民事案件7.8万件。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新环保法施行后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知识产权12万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法治是保障发展的坚强后盾。过去一年中,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2万件。依法审理著作权案件,加强原创作品保护。修改办理专利案件司法解释,加大对专利权的保护力度。依法审结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1802件,增强市场活力。恶意欠薪30万件辛苦劳动却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令人心酸。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依法严惩恶意欠薪,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当然之举。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间,各级法院推广河南等地法院维护农民工权益经验,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涉农案件30万件。反对家暴5446件健全反家暴联动机制,让妇女儿童远离暴力、虐待、性侵害等伤害,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环节。过去一年间,各级法院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等犯罪案件5446件。今年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法院针对家庭暴力颁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本版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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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和农药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提醒,在国内农产品安全问题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问题,牛盾透露,《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在加强监管、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会有更多考量。谈农产品安全“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如何保障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牛盾认为,目前最关键也是最为薄弱的,便是执法落实环节。为此,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监管不力的要处罚,才能堵住漏洞。牛盾说,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北青报:当下公众对餐桌上的农产品安全有一些顾虑,比如有报道称海产养殖滥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牛盾: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事情。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应该向工业化国家借鉴学习,提升农产品安全。从技术上讲,我国抓农产品安全才20多年。现在是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我们的监管覆盖需要搭配,要把市场入口封好。哪个国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国的黄瓜、西红柿出现过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现漏洞,我们尽量缝好就是了。保证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质量安全标准及配套体系,标准可参照发达国家;第二是建立强大的技术保证和技术支撑体系,能对进口和国内农产品进行技术检验和检测;第三是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经过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品,要给其证书和资质;第四是整个国家要有强大的投入,推动前面三项建设,要有强大的行政执法能力落实这个事情。至少四个环节,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农产品安全。北青报:目前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牛盾:现在执法落实环节最薄弱,容易出问题。现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实。执法是要碰硬的,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力,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政府要明确是各个部门的职能,还要注意信息反馈,收集批评和建设信息。北青报:对于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主要领导,强调追责会不会更有效?牛盾: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渎职领导干部要问责。我认为,追查农产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对监管不力的部门、领导也要惩罚。北青报:据您所知,有领导干部因为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被追责的吗?牛盾:有。农业部也有这方面的案例。不只农产品安全,各领域如环保等,出了问题,也有领导被追责的。北青报:您怎么看消费者追求纯天然、有机绿色食品这一现象?牛盾:一味追求纯天然绿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样的标准,世界恐怕要饿死一半人口。我认为,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现在市面宣传一种产品好,就强调没有用化肥和农药。这都是不全面、不专业的表述。化肥是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优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营养从哪里来?现在强调的是要科学施用、不能滥用,造成残留的对人类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对化肥、农药。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我们食品安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活习惯,比如食用隔夜菜、腊肉等,由此产生的有害微生物,对国民的危害比你们关注的药残污染要大得多。困扰西方国家的化学污染,比如比利时饲料有强烈的致癌物二恶英,而我们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公众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偏离。北青报:部分消费者对超市有机农产品标识码也是心存疑虑的,觉得真假难辨。牛盾:这就是信任危机的问题。所以要强调对不法企业施以重典,否则市场机制就变成劣币驱逐良币。要用铁的手腕,发现一起处罚一起。谈粮食安全转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自2015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在国外履职一年。据他观察,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漏洞,只是国内媒体鲜有报道。去年我国进口了8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却正在缩减。针对在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建议,牛盾认为,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大豆不是替代关系。北青报:我国大豆去年进口8000万吨,国内市场消费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达到80%以上。这样下去,未来不会有粮食安全隐患吗?牛盾:我们有自信能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无非是个别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大豆只是单一的品种,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进口。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降低风险,我们进口多元化,进口国不一定限定在美国,还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开展友好贸易关系。其次,遵循市场规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我们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产国建立生产基地。北青报:有来自农业界的政协委员认为,如果让东北部分地区也种植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和价格竞争力就上来了。牛盾: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大豆单产又低,所以要满足巨大需求量只能进口。美洲都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是高油大豆,而我们的非转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证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酱、豆腐。人们害怕转基因大豆存在风险,其实转基因成分没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质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目前也没有数据证明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有威胁。国内没有批准生产转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销售。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经过种植面积调整,可以提高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但是它和进口大豆不是一个替代关系。北青报:有科学家不解,国内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无法转化为商业化种植,而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正占领中国市场。牛盾:品种结构贸易的问题跟科学研究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国内也有研究转基因大豆,我们进行安全评价时认为数据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际数据。我们吃的非转基因大豆经过5000多年的验证,但至今还有人对大豆蛋白过敏。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非常慎重。我们认为安全了,就可以商业化。进口大豆也是经过国外很长时间的试验,并通过了中国的安全评价,拿到了中国颁发的安全评价证书。谈转基因非转基因标识是不合法的商业促销方式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领导干部是否有特供?本次接受北青报采访时,他很坦诚地回应:“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北青报:现在市场上非转基因产品标识特别醒目,以此吸引消费者。可按照相关规定,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才需要特别标识吗?牛盾:这是一个卖点,但这种商业促销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属于工商总局监管范畴。执法力量不够,就没能力全覆盖。现在市场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过来标识。转基因技术出现仅20多年,代际数据一个也没有,所以人们有一些疑虑,觉得非转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慎重的态度,不是完全排斥转基因技术。北青报:转基因技术如何科普?牛盾:转基因科普,农业部门也在强力推。但毕竟它属于高端生物技术知识,普及过程中还受到受众自身科技素养限制。此外,“挺转”和“反转”当下力量对比很激烈。北青报:农业部夹在中间,是不是很为难?牛盾:这是我们的职责。农业部门肯定不会支持其中一方,这样不科学。我们要按事实、法律和结果说话。现在,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说主管部门不抓住机会,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人就说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极端言论讲,你们跟美国串通在一起……我们听得多了。北青报: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转基因标识管理是否应该加强?此前还有专家呼吁尽快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牛盾:确实应该加强标识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施行10多年了,现在正在修订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更准确监管、如何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如何不造成歧义,这些都在研究当中。北青报:社会都很关注转基因作物滥种的问题。牛盾: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滥种就是违法,出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不过具体调查过程很复杂,比如种子来自哪里?怎么流出来的?谁批准种植的?任何人违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数据,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证据确凿,违法人员都被绳之以法。国家没有规则不行,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一定要受处罚。我们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大家都好。这样大家都能规范地依法地开展工作。好比你开车技术再高、再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碰瓷的,你总是躲避不过的。很多人会因为你有公权、有资源,就打你的算盘、拉你下水。权力寻租在哪儿都一样。北青报:民众总是好奇,农业部领导吃的农产品和老百姓吃的农产品是否一样?他们吃不吃转基因食品?牛盾:我的回答是 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能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是一定经过安全评价的那些。文/本报记者 孙静
王东明“周永康对四川的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周永康1999年至2002年曾担任四川省委书记,虽只有三年,但据媒体报道,离开四川后,周永康仍继续插手四川官场。十八大后,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相继落马。此外,已落马的海南原副省长谭力也长期在四川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常委、广安市委书记、绵阳市委书记等职。“政事儿”注意到,作为十八大后的首虎,李春城在2015年4月开庭审判时,检方指控: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李春城担任成都市长、成都市委书记期间,在周永康的授意下,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提供帮助,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作为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上点名周永康。今年3月8日是四川代表团的开放日,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回应反腐问题时谈到了周永康:四川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场,周永康长期插手四川事务对政治生态造成了恶劣影响。王东明还提到,周永康案及其他一些大案中,对涉及四川的一些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逐一进行了核查,依法依纪进行了严肃认真处理。2015年3月7日,王东明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周永康长期插手四川事务,对四川的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中共十八大前的一段时间,四川的一些干部热衷于“抱大树”,“攀高枝”,跑官要官,甚至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利益输送,败坏了党风政风,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吕新华“你懂的”三个月后周永康落马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案尚未被官方公开。但吕新华在政协发布会上最后被记者问到:“我们注意到现在外面有很多关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的一些消息和报道,我不知道发言人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对此,吕新华没有回避:“实际上,我和你一样,从个别媒体上得到了一些信息。我们严肃查处一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职位有多高,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的追查和严厉的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三个月后,官方宣布周永康被查。此外,今天下午,“政事儿”在福建代表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发现,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尤权在发言时也提到了周永康,他说;“过去一年,依法严惩各种刑事犯罪,依法办理了周永康等重大案件。“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实习生 王俊

3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了2015年人民法院的成绩与不足的同时,对2016年人民法院工作重点进行了阐述,内容涉及反恐怖主义法、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反腐败工作、健全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及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说,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 报告称,2015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严惩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犯罪;保护产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打击网络犯罪;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解决“民告官难”问题方面,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4.1万件,审结19.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59.2%和51.8%。各级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5439件,决定赔偿金额2.4亿元。 报告称,2016年人民法院将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深入实施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严惩煽动分裂国家、暴力恐怖等犯罪,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 依法审理民间借贷等案件,规范融资行为。建立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发挥律师服务平台作用,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便利。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 今年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完善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和数据集中管理平台。 报告还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反腐惩暴 1084件涉暴恐案 积极参与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大对煽动分裂国家、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案件1084件,判处罪犯1419人。 审结15起重大职务犯罪案 审结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彰显党和国家从严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审结蒋洁敏等15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4万件4.9万人,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干部的134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判处罪犯2495人。 完善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依法审理程序,积极参与海外追逃追赃工作。 特赦31527人 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严谨细致做好特赦案件裁判工作。各级法院依法裁定特赦参加过抗日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31527人,做到“不错放一个、不漏赦一个”,彰显依法治国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加强审判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1039人被宣告无罪 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66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体现司法文明。 各级法院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等犯罪案件5446件。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维护校园安全。 周永康案 天津市一中院宣判认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 保障经济 4238件内幕交易案 坚持依法保护产权、尊重契约自由、倡导诚实守信,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334.7万件,同比上升20.3%。审结金融案件105.3万件,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审结保险案件10.7万件。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 民间借贷案标的额达八千亿 落实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妥善化解民营企业等经济主体投资经营纠纷,依法惩治侵犯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依法办案,防止因采取措施不当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发布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条件认可企业间借贷,回应中小微企业正当投资和融资需求。各级法院审结民间借贷案件142万件,标的额8207.5亿元。 正确把握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审结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案件5.8万件,判处罪犯7.2万人。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2万件。修改办理专利案件司法解释,加大对专利权的保护力度。依法审结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1802件,增强市场活力。 涉外商事案件6079件 制定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建立京津冀司法协作机制。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地法院围绕自贸区建设,加强司法应对,依法审理涉自贸区案件。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涉外商事案件6079件。依法保护海洋权益,审结海事海商案件1.6万件,我国成为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海事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 “闵霞渔”案 我国渔船“闵霞渔01971轮”在钓鱼岛海域与一艘巴拿马籍货轮相撞受损。厦门海事法院依法受理渔船船东黄三灼提起的诉讼,并最终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彰显了我国对钓鱼岛海域行使司法管辖权。 司法为民 万余“毒食品”案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级法院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案件10349件。妥善审理食品买卖、餐饮服务等民事案件,严格追究违法生产经营者责任,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涉民生案件72.2万件 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22.8万件,其中涉及消费、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案件72.2万件。探索家事审判改革,审结婚姻家庭等案件173.3万件。 湖南、宁夏等地法院与妇联加强联动,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法院针对家庭暴力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妇女儿童人身安全。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涉农案件30万件。 国家赔偿金额达2.4亿元 认真贯彻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解决“民告官难”问题,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4.1万件,审结19.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59.2%和51.8%。依法审理征地、拆迁等案件,回应群众关切,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出台加强刑事冤错案件国家赔偿工作的意见。各级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5439件,决定赔偿金额2.4亿元。 保障律师阅卷辩护权利 坚持调解先行,完善诉调对接,支持相关组织开展医疗卫生、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专业调解。各级法院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498.1万件。 加强繁简分流,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减轻群众诉累。联系相关部门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保障律师阅卷、辩护等权利。建立律师服务平台,完善网上立案、查询等功能,方便律师参与诉讼。 公益诉讼 北京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和福建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就谢知锦等4人采矿占用林地、严重破坏植被一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否则赔偿237万余元。对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自身建设 当场登记立案率95% 全国法院于去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敞开大门。 575名法院领导被问责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法院干警378人,持之以恒改进司法作风。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定责任追究办法,落实“一案双查”,对575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进行党风廉政问责。 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14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721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0人。 试点人民陪审员制度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黑龙江、江苏、山东、陕西等10个省区市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会同司法部制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改革选任程序,扩大参审范围,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让人民参与司法,让人民监督司法。全国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284.6万件。 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创新工作机制,立足深圳、沈阳,在巡回区开展巡回审判,妥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往来奔波、诉讼不便等问题。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 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两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结案件2961件。 马彩云案 今年2月26日,昌平区法院回龙观人民法庭审判员勇斗持枪行凶歹徒,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8岁。最高人民法院追记其个人一等功并会同人社部追授其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近日,衡阳市纪委监察局通报了1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1、衡阳市军粮供应管理站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衡阳市军粮供应管理站站长傅利军,副站长谢浩、张琦3人于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违规报销个人电话费合计14400元。傅利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谢浩、张琦受二人受到诫勉处理,对违规报销的话费已全部追缴。2、衡阳市环境保护局蒸湘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欣吸食毒品问题。2015年10月27日晚,衡阳市环境保护局蒸湘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欣在石鼓区和平北路新丽宾馆吸食毒品。张欣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3、耒阳市贸促会临聘司机廖荣公车私用问题。2015年9月26日,耒阳市贸促会司机廖荣驾驶单位公车送其姐姐去妇幼保健院;9月27日(中秋节),廖荣驾驶单位公车带其儿子去小水镇父母家过节。廖荣受到辞退处理,并向单位上交车辆油费200元;耒阳市贸促会会长廖鹏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4、耒阳市移民局司机邓铭旭公车私用问题。2015年12月29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耒阳市移民局司机邓铭旭私自驾驶单位公车到人民医院购买药品。邓铭旭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停岗1个月,自行支付油费100元。5、常宁市医保中心主任阳纯斌等人违规接受由业务单位出资旅游的问题。衡阳市中心医院先后于2012年5月、2013年8月、2014年4月分3次向衡阳市信诚旅行社责任有限公司支付旅游费用48289元,用于常宁市医保中心主任阳纯斌等人公款旅游开支。阳纯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6、南岳区疾控中心超标发放绩效工资问题。2014年南岳区疾控中心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之外超标发放各类补助、奖金1318.9元,南岳区纪委对南岳区疾控中心主任杨晓红进行诫勉,责令单位将超标发放补助上交区财政。7、祁东县信访局聘用司机颜东升公车私用问题。2015年9月26日上午8时许,祁东县信访局聘用司机颜东升私自驾驶单位公车送东西到其岳母家。颜东升受到辞退处理。8、祁东县风石堰镇林业站站长刘小平,副站长匡华桂、邹天喜索拿卡要,违规报销费用问题。祁东县风石堰镇林业站站长刘小平,副站长匡华桂、邹天喜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村委索要香烟,并违规报销务餐费,共计424元。刘小平、匡华桂、邹天喜三人受到警告处分。9、祁东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司机肖勋公车私用问题。2016年1月1日,祁东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司机肖勋私自驾驶单位公车帮朋友接亲。肖勋受到警告处分。10、祁东县经信局司机张勇公车私用问题。2015年11月22日,祁东县经信局司机张勇私自驾驶单位公车到竹苑路48号拿生活用品。张勇受到警告处分。11、珠晖区酃湖乡违规购买车辆问题。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时任珠晖区酃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谢志军违规签字购置4台工作用车并落户私人名下;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时任珠晖区酃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武军违规签字购置2台工作用车并落户私人名下。谢志军、王武军二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2、衡南县洪山镇人民政府司机胡伟明公车私用问题。2016年1月1日凌晨2点,衡南县洪山镇人民政府司机胡伟明私自驾驶单位公车到衡阳市参加同学生日聚会。胡伟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3、衡南县政府办机关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树波吸食毒品问题。2010年至今,衡南县政府办机关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树波因吸毒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刘树波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理。14、衡南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驻县国土局执勤室负责人伍少华公车私用问题。2016年1月27日,衡南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驻县国土局执勤室负责人伍少华以车辆维修为借口,驾驶单位车牌号为湘D1398警公务用车办私事。伍少华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5、衡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司机夏喜公车私用问题。2015年10月4日,衡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司机夏喜私自驾驶单位公车送其亲属到衡阳。夏喜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6、原衡东县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陈志伟违规饮酒问题。2015年12月14日,原衡东县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陈志伟中餐饮酒。陈志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7、原衡东县科协主席、党组书记罗平良违反生活纪律问题。罗平良在担任衡东县科协主席、党组书记期间,长期与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罗平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免去职务。18、衡阳县人民法院聘用司机周杨公车私用问题。2016年1月12日,衡阳县人民法院聘用司机周杨私自驾驶单位公车带女友到南湖公园玩。周杨受到辞退处理,衡阳县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司法行政装备科周小平受到诫勉处理。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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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为贯彻国务院的决定,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银监会近日印发《关于银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5〕48号),对银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是严格实名制管理。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身份证联网核查等技术手段,认真审核办理人身份证件,坚决杜绝违规代开卡、乱开卡、批量开卡等问题。二是严格限制开卡数量。同一商业银行为同一客户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超过4张。对已办理4张以上借记卡的客户,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主动与开卡客户联系核查。经核查发现非本人意愿办理的,应当中止服务,妥善处理。三是全面提升银行卡安全管理水平。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梳理完善业务流程,提升内控水平,切实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不断强化行业自律,严格落实社会责任。此外,48号文还从建立联系人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对银行卡业务监督管理提出了全面要求。48号文的出台,将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银行卡业务的规范管理,遏制违规代开卡、乱开卡、批量开卡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第一环节,从源头切断了不法分子获取犯罪工具的途径,对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杨传堂(左)在发布会结束后与记者交流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4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就公众极为关注的“出租车改革”进行答问,涉及出租车份子钱改革、网约车规范经营、私家车接入约车平台运营等热点问题。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出租车改革的相关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他表示,对于社会关注的出租车和网络约车管理新规,目前交通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将按照有关工作程序积极推动出台。不管多困难都坚定推动出租车改革在回答“出租车改革会不会难产”的问题时,杨传堂说,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我国出租汽车行业既有观念体制束缚之阻,亦有利益固化藩篱之绊,“改革难度之大更是前所未有”。“我把它总结为三难。”杨传堂说,第一难在于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新旧业态发展。第二难在于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第三难在于如何推进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他表示,当前,规范互联网新业态和促进传统行业健康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都要坚定地推动这项工作。”推动出租车改革两办法尽快出台谈到交通运输部去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杨传堂表示,出租车改革主要有两个导向:“一是要提升传统出租汽车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二是鼓励网约车新业态的创新和规范发展。”杨传堂说,交通运输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完善相关政策,推动两个文件尽快出台和实施。他同时表示,在改革中,出租车行业要明确定位,要建立运力规模动态调整机制,改革经营权管理,构建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的多样化服务体系,改革“份子钱”制度,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要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 鼓励创新杨传堂说,近年来,网约车等新业态的兴起确实给乘客带来了新体验,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行业问题,在乘客的安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都亟待解决。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趋利避害,规范其发展。针对网约车的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发展的定位。按照高品质、差异化的经营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二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对网约车经营者、驾驶员和车辆实行许可管理。三是规范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四是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焦点 出租车改革出租车经营权要“无偿、有期限”谈到出租车经营权的问题,刘小明说,对出租车经营权总量必须要有所调控,通过数量控制形成合理的交通结构。“我们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出租汽车的经营权要无偿、有期限。”他说,“目的是为了使出租车服务能够进入良性循环,用优质的服务来取得经营权。”刘小明表示,目前宁波、杭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已经提出取消出租车牌照的使用费。“这正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推动的工作。”他说,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通过改革,能够让利于民,让行业有持续发展的活力。同时,因为出租汽车传统的业态和新业态需要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竞争,如果传统的巡游出租汽车有经营权的使用费,很显然,新老业态的竞争环境是不平等的。“至于是不是要取消经营权,完全放开数量,这要取决于各个城市的情况。”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城市要考虑城市的道路容量和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中小城市因为公共交通的服务通达深度、服务的时间以及服务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难以全覆盖、全天候,可以适当放开一些数量管控。“因城而异,因时而异,由各个城市自身进行研究和决策”。份子钱不是万恶之源 管理模式需优化针对饱受诟病的出租车份子钱制度,杨传堂表示,改革份子钱的制度将由过去的政府调控改为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与驾驶员或工会组织来平等协商,并鼓励和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来构建企业与驾驶员利益的合理分配机制。“份子钱不是万恶之源。”刘小明表示,份子钱准确地说是经营承包费,在我国整个出租汽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实际操作中,有些公司存在问题,导致了对份子钱的诟病。“份子钱是一种管理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刘小明说,现在很多地方采取了不同方式来优化管理模式,有些城市采用了员工制方式,有的地方采取了改革明确提出的协商方式,组织行业协会、企业、驾驶员和工会组织进行协商。出租车改革强调和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结合实际运营情况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针对有媒体提出“出租车司机在协商过程中是弱势群体”的疑问,刘小明认为,参与协商的几方中,工会、行业协会和政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工会、行业协会分别代表不同利益,政府在里面更多起调控、调整的作用。“这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维护驾驶员的利益。”焦点 网约车管理对网约车不搞“一禁了之”在回答“加强网约车管理会不会让它发展不下去”的问题时,杨传堂说,世界各国对如何监管网约车一直争议不断,许多发达国家对网约车持完全禁止的态度,美国各个州也是有禁有放。“我们在制定暂行办法时并没有一禁了之,而是通过立法让专车获得合法身份。”杨传堂表示,通过设计可操作、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鼓励新业态规范发展,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多层次的出行需求。谈到网约车平台应当取得经营许可的问题,刘小明说,要通过尽可能减少许可环节为网约车平台企业提供最大便利,同时必须保证网约车能够满足公众基本服务要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企业、车辆、驾驶员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他说,结合互联网企业服务特点和出租汽车区域管理特征,初步的想法是实行“两级工作,一级许可”。“出租车服务已经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结合。线上部分由平台所在地省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进行许可,这个许可全网通行,全国其他地方不需要再进行许可。线下实体服务,你在南京服务就在南京拿许可,你在杭州服务就在杭州拿许可。”他表示,这样的模式简化了工作程序,有利于网络约车平台企业在一个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运营服务。私家车通过一定程序可转为网约车针对“私家车做网约车算不算‘黑车’”的问题,杨传堂表示,从现有法律法规来看,没有取得营运许可的人员和车辆对外提供客运服务,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待新生事物,绝不能止步不前,墨守成规。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给乘客带来良好体验,要给这种服务方式一个合法的出路。”他说,网约车通过互联网的平台接入相应的车辆和驾驶员,对外提供的是运输服务,它的性质属于城市出租汽车的范畴。因此,要按照其特点“量体裁衣”,设计新的管理制度,使其健康发展。“网约车我坐过,我也请我的工作人员、司机都去坐过,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坐过,也体验过。”杨传堂表示,私家车想要转化为网约车,可以按照目前起草的办法,通过一定程序转化为合规营运车辆。而针对顺风车、拼车等出行方式,杨传堂认为,“目前平台企业推出的专车、快车等业务产品是以盈利为目的,属于运输服务的范畴,而对于在节假日期间或者通勤的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分摊出行成本,或者免费友好互助的顺风车、拼车等等,这是体现了分享经济的一种出行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在这次改革的政策中,我们也都明确给予了支持。”观察不拒绝回答问题的交通部部长昨天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座无虚席。“我们共同努力,包括和记者朋友们一起集思广益,扎实推进出租汽车行业的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发布会一开始,杨传堂用他一贯的语速开诚布公,“愿意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对尖锐问题来者不拒“愿意回答”,这四个字,不仅仅体现在14日的发布会上,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以来,杨传堂多次主动回应交通领域的热点话题。时间回到3月3日的政协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这里与往年一样,依旧上演着热闹的“堵部长”。政协开幕式前,相继有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被拦下。开幕式后,杨传堂被记者围堵在部长通道尽头。“专车会合法化吗?”“怎么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高铁票价会涨吗?”杨传堂对十余个尖锐问题来者不拒,而让现场记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个细节,当一名记者因为拥挤手提包不慎掉落时,杨传堂帮其捡起后还关切地说了一句,“赶紧拿着,没有摔坏吧”。在众多媒体定格的照片中,杨传堂始终面带微笑。媒体表示,他是“未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交通部部长”。屡次现身“部长通道”3月3日的政协开幕式,是杨传堂在今年两会上的首次亮相,此后,在5日和9日,杨传堂再次现身“部长通道”回应媒体关切。3月5日,身穿黑西装、白衬衣,佩戴蓝格子领带的杨传堂出现在众多媒体话筒前面,在那天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等7位部长主动走到话筒前,接受数百名记者的集体“考察”,而杨传堂,是第六位走到话筒前的部长。再次现身“部长通道”,他重点介绍了交通部扶贫工作安排,“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艰难的,”杨传堂说,“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扶贫过程中因交通问题‘掉队’。”杨传堂走后,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曾“安慰”记者称,“后面一定还有机会。”果然,在3月9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列席大会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经过“部长通道”时,又在“部长通道”回应关切,这次他就城市是否征收“交通拥堵费”作出正面回应。夹着黑色公文包的杨传堂表示,城市拥堵是世界难题,各国都在探索方案。对中国而言,应该从国情出发,综合施策,“堵”和“疏”结合,“虽然交通有些堵,但千万不能让老百姓心里也堵了。”摇不上号的交通部长在3月4日13时,杨传堂曾现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做客中央台》节目,回应了出租车、网约车、城市拥堵费等多个问题,一句“我女儿、女婿等五人摇了好几年都没摇上,(摇号)是公开的,公正的,别人都认为不可能,交通运输部的部长买不到车,我们制定的规矩,就要按照制定的规矩遵守它”又引发了网友热议。其实,在去年两会杨传堂在回答媒体有关机动车限号、限购问题时,杨传堂也发过类似的“牢骚”,“我家里三个人,夫人、女儿、女婿,想买车已经等了三年了,到现在还没摇到号,摇不上啊”。在今年两会上,杨传堂是与媒体打交道较多的一位部长。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3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到会听取建议。会后,杨传堂就“呼和浩特至北京高铁项目的建设情况”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本版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新华社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杨传堂(左)在发布会结束后与记者交流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4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就公众极为关注的“出租车改革”进行答问,涉及出租车份子钱改革、网约车规范经营、私家车接入约车平台运营等热点问题。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出租车改革的相关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他表示,对于社会关注的出租车和网络约车管理新规,目前交通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将按照有关工作程序积极推动出台。不管多困难都坚定推动出租车改革在回答“出租车改革会不会难产”的问题时,杨传堂说,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我国出租汽车行业既有观念体制束缚之阻,亦有利益固化藩篱之绊,“改革难度之大更是前所未有”。“我把它总结为三难。”杨传堂说,第一难在于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新旧业态发展。第二难在于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第三难在于如何推进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他表示,当前,规范互联网新业态和促进传统行业健康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都要坚定地推动这项工作。”推动出租车改革两办法尽快出台谈到交通运输部去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杨传堂表示,出租车改革主要有两个导向:“一是要提升传统出租汽车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二是鼓励网约车新业态的创新和规范发展。”杨传堂说,交通运输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完善相关政策,推动两个文件尽快出台和实施。他同时表示,在改革中,出租车行业要明确定位,要建立运力规模动态调整机制,改革经营权管理,构建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的多样化服务体系,改革“份子钱”制度,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要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 鼓励创新杨传堂说,近年来,网约车等新业态的兴起确实给乘客带来了新体验,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行业问题,在乘客的安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都亟待解决。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趋利避害,规范其发展。针对网约车的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发展的定位。按照高品质、差异化的经营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二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对网约车经营者、驾驶员和车辆实行许可管理。三是规范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四是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焦点 出租车改革出租车经营权要“无偿、有期限”谈到出租车经营权的问题,刘小明说,对出租车经营权总量必须要有所调控,通过数量控制形成合理的交通结构。“我们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出租汽车的经营权要无偿、有期限。”他说,“目的是为了使出租车服务能够进入良性循环,用优质的服务来取得经营权。”刘小明表示,目前宁波、杭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已经提出取消出租车牌照的使用费。“这正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推动的工作。”他说,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通过改革,能够让利于民,让行业有持续发展的活力。同时,因为出租汽车传统的业态和新业态需要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竞争,如果传统的巡游出租汽车有经营权的使用费,很显然,新老业态的竞争环境是不平等的。“至于是不是要取消经营权,完全放开数量,这要取决于各个城市的情况。”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城市要考虑城市的道路容量和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中小城市因为公共交通的服务通达深度、服务的时间以及服务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难以全覆盖、全天候,可以适当放开一些数量管控。“因城而异,因时而异,由各个城市自身进行研究和决策”。份子钱不是万恶之源 管理模式需优化针对饱受诟病的出租车份子钱制度,杨传堂表示,改革份子钱的制度将由过去的政府调控改为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与驾驶员或工会组织来平等协商,并鼓励和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来构建企业与驾驶员利益的合理分配机制。“份子钱不是万恶之源。”刘小明表示,份子钱准确地说是经营承包费,在我国整个出租汽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实际操作中,有些公司存在问题,导致了对份子钱的诟病。“份子钱是一种管理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刘小明说,现在很多地方采取了不同方式来优化管理模式,有些城市采用了员工制方式,有的地方采取了改革明确提出的协商方式,组织行业协会、企业、驾驶员和工会组织进行协商。出租车改革强调和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结合实际运营情况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针对有媒体提出“出租车司机在协商过程中是弱势群体”的疑问,刘小明认为,参与协商的几方中,工会、行业协会和政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工会、行业协会分别代表不同利益,政府在里面更多起调控、调整的作用。“这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维护驾驶员的利益。”焦点 网约车管理对网约车不搞“一禁了之”在回答“加强网约车管理会不会让它发展不下去”的问题时,杨传堂说,世界各国对如何监管网约车一直争议不断,许多发达国家对网约车持完全禁止的态度,美国各个州也是有禁有放。“我们在制定暂行办法时并没有一禁了之,而是通过立法让专车获得合法身份。”杨传堂表示,通过设计可操作、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鼓励新业态规范发展,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多层次的出行需求。谈到网约车平台应当取得经营许可的问题,刘小明说,要通过尽可能减少许可环节为网约车平台企业提供最大便利,同时必须保证网约车能够满足公众基本服务要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企业、车辆、驾驶员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他说,结合互联网企业服务特点和出租汽车区域管理特征,初步的想法是实行“两级工作,一级许可”。“出租车服务已经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结合。线上部分由平台所在地省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进行许可,这个许可全网通行,全国其他地方不需要再进行许可。线下实体服务,你在南京服务就在南京拿许可,你在杭州服务就在杭州拿许可。”他表示,这样的模式简化了工作程序,有利于网络约车平台企业在一个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运营服务。私家车通过一定程序可转为网约车针对“私家车做网约车算不算‘黑车’”的问题,杨传堂表示,从现有法律法规来看,没有取得营运许可的人员和车辆对外提供客运服务,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待新生事物,绝不能止步不前,墨守成规。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给乘客带来良好体验,要给这种服务方式一个合法的出路。”他说,网约车通过互联网的平台接入相应的车辆和驾驶员,对外提供的是运输服务,它的性质属于城市出租汽车的范畴。因此,要按照其特点“量体裁衣”,设计新的管理制度,使其健康发展。“网约车我坐过,我也请我的工作人员、司机都去坐过,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坐过,也体验过。”杨传堂表示,私家车想要转化为网约车,可以按照目前起草的办法,通过一定程序转化为合规营运车辆。而针对顺风车、拼车等出行方式,杨传堂认为,“目前平台企业推出的专车、快车等业务产品是以盈利为目的,属于运输服务的范畴,而对于在节假日期间或者通勤的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分摊出行成本,或者免费友好互助的顺风车、拼车等等,这是体现了分享经济的一种出行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在这次改革的政策中,我们也都明确给予了支持。”观察不拒绝回答问题的交通部部长昨天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座无虚席。“我们共同努力,包括和记者朋友们一起集思广益,扎实推进出租汽车行业的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发布会一开始,杨传堂用他一贯的语速开诚布公,“愿意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对尖锐问题来者不拒“愿意回答”,这四个字,不仅仅体现在14日的发布会上,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以来,杨传堂多次主动回应交通领域的热点话题。时间回到3月3日的政协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这里与往年一样,依旧上演着热闹的“堵部长”。政协开幕式前,相继有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被拦下。开幕式后,杨传堂被记者围堵在部长通道尽头。“专车会合法化吗?”“怎么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高铁票价会涨吗?”杨传堂对十余个尖锐问题来者不拒,而让现场记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个细节,当一名记者因为拥挤手提包不慎掉落时,杨传堂帮其捡起后还关切地说了一句,“赶紧拿着,没有摔坏吧”。在众多媒体定格的照片中,杨传堂始终面带微笑。媒体表示,他是“未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交通部部长”。屡次现身“部长通道”3月3日的政协开幕式,是杨传堂在今年两会上的首次亮相,此后,在5日和9日,杨传堂再次现身“部长通道”回应媒体关切。3月5日,身穿黑西装、白衬衣,佩戴蓝格子领带的杨传堂出现在众多媒体话筒前面,在那天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等7位部长主动走到话筒前,接受数百名记者的集体“考察”,而杨传堂,是第六位走到话筒前的部长。再次现身“部长通道”,他重点介绍了交通部扶贫工作安排,“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艰难的,”杨传堂说,“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扶贫过程中因交通问题‘掉队’。”杨传堂走后,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曾“安慰”记者称,“后面一定还有机会。”果然,在3月9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列席大会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经过“部长通道”时,又在“部长通道”回应关切,这次他就城市是否征收“交通拥堵费”作出正面回应。夹着黑色公文包的杨传堂表示,城市拥堵是世界难题,各国都在探索方案。对中国而言,应该从国情出发,综合施策,“堵”和“疏”结合,“虽然交通有些堵,但千万不能让老百姓心里也堵了。”摇不上号的交通部长在3月4日13时,杨传堂曾现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做客中央台》节目,回应了出租车、网约车、城市拥堵费等多个问题,一句“我女儿、女婿等五人摇了好几年都没摇上,(摇号)是公开的,公正的,别人都认为不可能,交通运输部的部长买不到车,我们制定的规矩,就要按照制定的规矩遵守它”又引发了网友热议。其实,在去年两会杨传堂在回答媒体有关机动车限号、限购问题时,杨传堂也发过类似的“牢骚”,“我家里三个人,夫人、女儿、女婿,想买车已经等了三年了,到现在还没摇到号,摇不上啊”。在今年两会上,杨传堂是与媒体打交道较多的一位部长。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3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到会听取建议。会后,杨传堂就“呼和浩特至北京高铁项目的建设情况”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本版文/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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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河北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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